有位数学老师和心上人一起报考了外地的研究生,但全厂区只有一个名额。考第一的老师把名额让给了喜欢的姑娘。在外念书几年,姑娘有了新的男友。数学老师知道后,精神失常了。
厂区的街心公园旁边有歌舞厅,大人会去那里跳交谊舞。我四岁时进去过一次,挤在大人的膝盖中间,仰面看妈妈跳舞。如果舞伴不是爸爸,我就抱住妈妈的腿哼唧。
即便有歌舞厅,生活仍然过于单调。一逮到机会,大人们就想办法发泄。
爸爸在银行上班,和幼儿园只有四五十米的距离。
银行办公楼很气派,有五六层高,外面还贴了瓷砖。办公楼顶层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,屋顶装着一组日光灯,还有一组气氛灯,中间挂着一颗舞厅那样的灯球。
四五岁时,我去那里参加爸爸单位的年终聚会。大家把桌子搬到边上,腾出一大片地方。
领导说了些话,员工演了腰鼓和小品节目。进入游戏环节,主持人关掉日光灯,打开气氛灯和音响。屋子变得昏暗,七彩的光四下乱。
游戏大概是踩气球、击鼓传花,还有嘴递纸牌。其中有一个游戏我只见过一次:主持人把两瓶“娃哈哈”挂在女员工脖子上,上极细的吸管,让两个男员工在两边吸,比谁喝得快。
灯球旋转,音乐震得我心脏砰砰跳。喝奶的男员工嘬紧腮帮,挂着“娃哈哈”的女员工笑出眼泪。频闪灯光中,眼前的景象像是定格动画。
一开始,我盯着“娃哈哈”,有些嘴馋。很快,我不再想着“娃哈哈”了,只觉得他们很难看,生出几分不高兴。我看向爸爸,他笑了几下,说这帮人想的节目真恶心。
那天回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,走在路上我已快要睡着。我深深感到大人们的无趣,再也不想参加他们的聚会。
因为认定我听不懂,大人偶尔会当着我的面讲起黄笑话。他们不知道,我虽然不懂,但那些笑话却全都记住了。
几乎没有人对我提起过性知识。直到我25岁,看电视时有接吻镜头,父母还会换台,用尴尬的语气说我们先看看别的。
有次教育频道在放访谈节目,找了几个“专家”,向台下观众介绍如何正视儿童性教育。我摆弄好收藏的橡皮,从卧室走出,准备去厕所。客厅正看电视的妈妈冷不丁说了一句话:“避孕套就是套在小**上,防止精子出去,这样就不会怀孕。”
这句话是我唯一接受的性教育,我才知道为什么以前吹避孕套玩的时候妈妈会说“脏”。但妈妈依然没告诉我精子能去哪,对我而言,“性”的另一半依旧是缺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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