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家里很穷,穷得一家五口人只有两张破柴床和两床渔网般的破棉被。十一岁那年我该上完小了,但因为完小要到十多里路的公社中心小学才能就读。那是需要住校的,而且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平时吃住都在学校,这两大难题都让我的父母好生为难。住的问题不大,那就是住学校的学生宿舍,只要有一床破棉被,外加一床自家用稻草编制的草帘子当褥子就可以了。草帘子可以自家编织,但棉被是没办法解决的。于是,父亲就去与我一个生产队的和我同时进入完小的邻居家协商,由我的父亲给编织一床足够我两睡的宽大的双人草帘子,外加再给邻居家五斤大米,以此换取邻居家出棉被和我同用一个学期。住宿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,但吃饭的问题又是一大绕不过去的难题。因为学校的食堂只有一个炊事员,三四十人的用餐已经让那个老头应接不暇了,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解决诸如红薯、洋芋的去皮等工作,因此学校决定,住校学生吃饭一律只收大米,不收杂粮 。但是那个时候家里一家人的吃饭问题都没解决,一家人每天的主食最好的就是红薯或洋芋为主,外加一点数都数的清大大米参合在一起做的红薯洋芋蒸饭,哪有多余的大米让我带去交给学校啊?于是,每当星期日下午该返校了,这也就是我和母亲最犯难的时候。每当这时,母亲总要在装米的瓦缸前心事重重地来回徘徊,嘴里还要不停的念叨:“这么好的米,你拿到学校里去你自己吃得到不”?在母亲的眼里,只有自家的大米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米。母亲嘴上不停滴念叨着,但还是极不情愿地把手伸进米缸里给我瓦米,每瓦出一碗米出米缸时,母亲总要往米缸里再倒回去一点。有时候母亲还情不由衷滴对我进行一番数落,那意思是假如没有我去给学校交的这些大米。一家人就可以多吃好几顿红薯蒸饭。由此我总是觉得,一家人的生活贫困好像就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导致的。于是,有几次,只要母亲一唠叨,我就赌气不要大米假装故意要走。但每当我这么做,带给母亲的不是安慰而是更大的伤害。只要我一赌气要走,母亲就认为我就是真的不要大米宁愿去饿肚子。有几次,母亲看到我空手要走,她总会用一种表面上威胁实则是内心的怜悯,用略带沙哑的嗓门对着我吼叫:“你不要米你就会要饿死的”!我知道母亲那是在近乎绝望中的一种哀求。但我还是不为所动,故意加快步伐装着要走的样子。每当这时,母亲总要踉踉跄跄地追上来,用布满血丝的双眼和颤抖的双手拽住我:“儿啊,你回去吧,妈给你瓦米,啊”!那眼神和口气分明是这个世界上最慈祥的母爱才特有的!极其困难的完小日子一直过了两年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初中,但还是没有摆脱家庭的贫困。在初中的几年也很艰难,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完小。(初中的三年我将以《弱冠之蕾的凋零》以后再献给大家)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的命运终于迎来了曙光,我以返乡知青的身份被招工进了汉中的通信行业。在这个行业,我先后自修了大学课程,并从陕西工运学院毕业后两年拿到了本科文凭,在这个行业中层岗位上一直干了近二十年。期间,我的论文和书法作品曾获得全国行业二等奖。